中国民间保钓组织发声：租用钓鱼岛、开发观光及依法维权

中国民间保钓组织:“我们要租用钓鱼岛”(组图)

2003年12月31日07:50 新京报

在2003年10月9日的时候，中国民间的进行保钓行动船只，于钓鱼岛附近区域，被日本舰艇给拦截了，人物档案。

童增，是副研究员，他出生于1956年，1982年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去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话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国际法范畴之内的战争赔偿以及受害赔偿相关理论，进而引发了中国民间针对日本的索赔运动。这个人当前是位于北京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并且同时还兼任着两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

1991年3月25日，有人撰写了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进而引起了关注，今年，此人出版了《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还针对SARS问题提出了基因武器论。

核心观点

长达许久的时段之内，保钓这一活动向来都是属于那种个人独自开展的行为，而当下自从已然有了联合会过后呢，现如今便形成了一股凝聚起来的力量，由此发挥展现出了源于团队的那种力量。

形成团队以后，保钓运动会呈现出越发成熟的态势，经费在筹资方面、管理层面以及使用范畴上，俱会变得更为规范，且更具透明度。

我们身为中国人，依据中国法律，依规对钓鱼岛展开开发经营是合情合理、不容置疑的事情。

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对自身领土展开开发，这一行为是依据“国际法”来进行的，它属于一种具备实质性的、能够起到捍卫领土完整作用的举动，并且对于宣示主权而言，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

需将网络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跟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络上存在那些持极端民族主义之人，也就被称作“愤青”，对此我们并不予以赞同。

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极端，一旦从网络转入现实，对于至具体的操作以及活动组织而言，它便会变得极为理性，在保钓活动里，我们始终最为着重强调的是自始至终的理性。

对话动机

于12月26至28日之际，全球华人围绕保钓举行的论坛在厦门召开，海峡两岸、香港地区以及北美、南美有30多位代表参与到了此次论坛当中，这些来自海内外的保钓人士回顾历来保钓行动，对建立联络机制展开商讨，还为往后保钓行动进行筹划这一行为，在保钓论坛上，一致通过了《保钓宣言》，同时做出决定宣布成立“中国保钓联合会”，童增被推举为会长。

昨天，童增于北京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其间介绍了保钓组织面临状况中的一些具体情形，还提出了一个令人大为震惊的想法，那就是租用钓鱼岛。

保钓行动各有分工

《新京报》询问，能不能针对这次“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的背景以及其成立的过程进行一番谈论呢。

童增：此次于厦门举办的全球华人保钓论坛活动，是由“中国爱国者同盟”、“918爱国网”以及厦门的一家网吧共同开展发起与组织工作的。实际上，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早在1996年便已成立，只是以往始终是仅在名义层面存在，并没有具备实质性意义的活动的。而这一回是进行了正式挂牌的操作，并且拥有了常设机构，还有专门负责的人员，其办公室设置在厦门。此次的《保钓宣言》是由一位加拿大华人予以撰写的，之后我们也是在论坛上进行了修改，然后才对外予以发表的。

《新京报》：联合会的组织框架是什么样的？

童，众人推选我成为会长，然而副会长的人选截至目前尚未确定下来。会长这一职位之外，存在着七名常务会员，其分别是冯锦华、张立昆、李南、李义强、虞海泽、卢云飞、周文博；随后还有一些担任顾问的人员，并且在这些顾问当中，有部分人员是身为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的。

《新京报》：联合会的常务会员今后有没有工作上的分工？

童：当下还没有全然确定下来，不过基本的分工已然敲定。“爱国者同盟网”的创建者以及站长卢云飞分管宣传方面的工作；具备诸多保钓出海经历并且多次充当保钓行动总指挥官的张立昆分管出海相关工作；保钓志愿者李南分管联络这一工作；李义强乃是发起此次论坛的厦门一家网吧的老板，厦门办公室那边的工作就由他来承担负责。

《新京报》称，按照中国的法律以及政策来讲，成立社团协会需要有挂靠单位，那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如今挂靠在哪一家单位呢？

童：我们没有挂靠单位，真的。

《新京报》：那么联合会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了没有？

童：也没有，但我们一直在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咨询。

《新京报》称，此次论坛举行，以及联合会建成，似乎颇为低调，众多媒体皆不知情。

童：没错，我们仅仅通知了两家媒体，一家是新华社，除此还通知了当地的一家媒体。我们担心关注的媒体数量过多，要是大家的说法繁复纷杂的话会没有益处。并且我们在人数方面进行了控制以及筛选，毕竟想要参会的人数实在多达过多。有一名农民携带一笔钱财赶到北京寻找我表示想参会，结果被我委婉拒绝了，另外还有30个想要参会的人不清楚论坛举办的确切位置，竟然跑到福州来找我们。

来自《新京报》你们组织保钓活动，还有开这次论坛，在经费方面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童：此次前往厦门举办论坛，住宿以及吃饭需自身承担费用，会务费由我来支出，资助了几千元。众多民间保钓人士生活并非穷困到极点，但也说不上富裕，经费大体皆是自己承担，负担较为沉重。之后我们组织了出海保钓行动，渐渐有了一些捐款。上次出海保钓，我个人捐助了2万元，然而冯锦华与张立昆把这笔钱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出海的志愿者。

《新京报》称，不少人讲过，自己十分在意你们保钓活动期间所凑集资金的处置、运用情况，对于该情况，你抱持怎样的看法呢？

童：当下，存在着众多想要给我们捐款的人，也有人提出过这类话语，曾经有人向我们表达过那种意思：“我能够给你们捐款，然而你们必须面向大众公开，使其符合法律规定”。我觉得中国钓鱼翁，在拥有团队以后，保钓运动将会变得越发成熟，经费的筹集、管理以及使用也会变得更加合乎规范、清晰透明；不过我们以往依旧将经费的使用情形在“918爱国网”当中进行了公布。

《新京报》：联合会的成立对保钓运动有什么意义？

童：在过去，保钓活动的开展，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直是以个人独自进行的方式呈现，而如今，自从出现联合会之后，便使得其产生一种聚合众人之力的效果，进而将团队所具备的影响力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我们要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后，你们会有些什么举措？

童讲述，次年一样将举行出海前往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鉴于此情况，那些致力于钓鱼岛保护之事的志愿者人员正在着手做准备工作，他们每日都在进行刻苦练习，还有而言近期正推行一项规模较大的行动步骤，努力达到租用钓鱼岛这一目的……

《新京报》：是吗，这个举措比较令人吃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新京报》称，这个举措具有相当的想像力，并且颇为大胆，那么对于此情况，你对国家是否会予以批准持有怎样的看法呢？

童，我们投入精力进行着努力，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难度，然而，我以个人的角度对最终的结果抱有着相当乐观的态度。

《新京报》称，就算你们租用钓鱼岛的申请获政府批准，你们可曾思考过极为现实且棘手的问题，即你们要怎样登上钓鱼岛去开展经营与开发呢，据我所知，钓鱼岛有日本军舰在守护着。

童表示，这没什么要紧的！其一，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范畴，日本对钓鱼岛有所触及属于偷盗我国领土的行径，我们中国人依照中国的法律依规对钓鱼岛展开开发经营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二，现实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所考量，但只有申请获得国家的批准，后续剩下的问题由民间去处理，所以至于和日本打官司、进行交涉之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务了。因此，无需忧心，先获取租赁权才是关键！并且我们正在着手申请开辟一条航线，目的是能让中国人前往钓鱼岛进行观光游览。

《新京报》：日方有没有在钓鱼岛上进行开发和经营？

童：据我们可得悉或知晓的情况而言，日本尚未对钓鱼岛展开开发，听闻据传钓鱼岛被日本一个既定家族宣称“拥有”，但又所知悉传闻日本打算将钓鱼岛租赁给美国人用作靶场。

《新京报》：你认为获得钓鱼岛租用权对于保钓运动有何帮助？

童：有着极其关键且重要的意义，无论从历史的渊源方面来讲，还是从地理的构架情况来看，钓鱼岛向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依据“国际法”，针对自身领土所开展的开发工作，是一种具备实质性质的，用以维护领土完整的相应举动，这对于宣示主权而言，更有着实际的重要意义。

民族主义要拒绝非理性

当下，针对民族主义的讨论颇为不少，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持有各类观点的人都存在，有进行批评的人，有予以褒扬的人，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你对于这个问题会怎样看待呢？

童表示，他觉得民族主义于中国而言仅仅处在刚起步的阶段。作为一种精神，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哪怕是在欧洲以及美国，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是相当浓厚的。然而，必须要把网络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跟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互联网上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是他所不赞同的。我们对于网上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应当换个方式去看待，人在平常生活里压力相对较大，到了网络上便毫无顾忌地尽情发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而已，它根本无法代表主流的民族主义。而我们所大力宣扬的民族主义是那种和平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民族主义怎样可以避免走向极端？

童：实际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极端，一旦自网络转向现实，直至具体的行动组织及操作上，它便会变得极为理性，这表明中国人相当成熟了。我们于保钓行动里，始终最为着重的便是自始至终的理性。《新京报》：你同那些观点不同的人有无就相关问题给予探讨与交锋，举例来说，前段时间你写出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其中阐述了基因武器论，好像引来了诸多批评与争论。

童，这方面的交锋以及讨论着实是很少的，通常情况之下我是不会作出回应的，因有两方面的缘故，其一我需要去管理公司的各项事务，其二我还得从事对日索赔以及保钓活动，如此一来时间就并不充裕了。

民间保钓记事

第一阶段，在1970年9月及10月期间，香港的学生开始掀起保卫钓鱼岛的运动，直到11月下旬，该行动获得了美国威斯康辛以及普林斯顿这两所大学学生的响应。

第二阶段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

同月，日本政府宣告施行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将钓鱼岛列岛涵盖其中，且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展开巡逻。

9月2日，香港有个组织成立了“保钓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计划在下个月的五日，去借船，然后前往钓鱼岛，准备拆除那里的灯塔。

“首航钓鱼 岛”突击队有18名成员，于9月22日出发前赴钓鱼岛，该突击队是由“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主办的，出发时乘坐“保钓号”，同行的还有42名中外记者。

9月23日，保钓行动委员会的10名代表，以及台岛保钓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类船只进入钓鱼岛水域五处，受到16艘日本军舰围堵，对峙两小时后，放弃抢滩计划，回航了。

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从保钓号之上跳下，至钓鱼岛附近的水域之中，宣称中国人拥有在国土领海之内游泳的权利，然而却不幸遭遇溺亡的情况，身死。

10月7日，有港台保钓人士，其中包括陈裕南，还有曾健成，另外有金介寿，他们成功登陆了钓鱼岛。

第三阶段

在2003年6月22日的时候，冯锦华、张立昆、罗就（港）、曾海丰（港）等15名什么呢，是组成了中国民间“保钓团”，然后从浙江省玉环县出发了，去干什么呢，前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宣示主权。

6月23日上午8时50分前后，“保钓”船只驶入距离钓鱼岛不足50海里范畴之际，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军舰以及飞机的拦截，进而被驱逐。

当日下午3时许，“保钓”船被迫返航。

10月9日，有一批来自内地以及港台地区的民间人士又一次组织出海保钓活动，这些人在朝着钓鱼岛行进的途中受到了日本多艘军舰的阻拦拦截，保钓人士经过几次努力尝试之后，在20时15分的时候不得不朝着回航返，而回航返的地点距离钓鱼岛仅仅才100米。(记者段宇宏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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