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家兄弟七人行 文学中的明清科举与社会生活

演讲人士是汪毅夫，演讲的地点为厦门大学台岛研究院，演讲的时间是2020年10月。

科举与捐纳

据台岛文人王松所著《台阳诗话》（1905）记载，“现今之人所看重的，仅仅是科名罢了。世俗将科名笼统地称作功名，甚至连捐纳、保举等途径，只要是有担任官职服装的，皆被视作有功名的人看待，……我们台湾改隶已有十年，国籍虽已不同，然而习气依旧留存，寄钱捐官的人仍然不乏存在。所以每当遇到庆贺、祭礼之时，头戴红帽、脚穿黑靴，汉官的威严仪态依旧如同往昔似的” 。王松这番话好像有所不满之意，可是我每次引用时内心总是涌起感动之情。试想，那时已经是处在清代末年的时刻 ，当下的状况是风雨飘摇 ，国家面临着诸多困难 ，财政方面也是极其困难的情形 ，台湾岛已经沦为日本人占领的状态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年 当下是台岛的同胞 他们的某些习气仍然继续存在 那些热衷科举功名 满心迷恋汉官之宏大 礼仪者 人数并不在少数 至于他们寄回的钱财 对于本国的财政来说 也算是有一些微薄的补助 这正是让我们内心有所触动的地方 然而 科举考试终究还是存在漏洞不完美之处 捐纳这种行为毕竟属于不好的政治措施 我们也就应当有相应的评论观点 。

汪毅夫是台岛省台南市人士，他出生于1950年。他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目前担任厦门大学台岛研究院讲座教授，他现在还是全国台岛研究会副会长，他也是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有学术著作《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他还有《闽台缘与闽南风》，他另外著有《闽台地方史研究》等18部，他曾获得福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

于历史之中，科举制度跟捐纳的交会之处在于，捐纳的事情涵盖卖官鬻爵，还涵盖科名售卖，而科名范畴内有监生、贡生能够捐纳，由捐纳获取的监生称作“例监”或者“纳监”，由捐纳得到的贡生称作“例贡”或者“纳贡”，皆因凭借援例捐纳才得以摘取监生或者贡生资格。赢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显摆炫耀，这属于世俗的行为；要是为了参与乡试，当属文人行走的路子。再者例监（也就是纳监），以及例贡（也就是纳贡），经由国子监举荐（从而拿到监照），都能够参与顺天府乡试。比如，在清道光二年，也就是1822年的七月，张集馨前往京城捐纳而获取监生资格，随后又历经国子监考到，这也就是入学考试，以及录科，录科等同于各地生员在乡试前一年所接受的科考，那些合格的人员便拥有参加乡试的资格，紧接着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且胜出成为举人。后来张集馨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还曾两次进入福建，相继担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晚到了清光绪末年，仿佛是能够在当地捐纳进而取得监照，经由当地官府批准，去参加当地乡试了。比如说，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的时候，台湾岛屿上的文人连横去到厦门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了监生资格，并且能够参加在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说到科名里面的生员，曾经拿“生员种类名称表象名号”做过有着名额以及截止日期限定要求的交易买卖；而举人开启捐纳这一行为，依据文廷式所著《闻尘偶记》记载，“在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的时候开启捐纳，举人需要两万金一个名额，并且以一百个名额作为限制上限”，“于举人开捐这件事而言，到丙申年，也就是1896年春天的时候，响应命令进行捐纳的人仅仅只有两个”。

科举中的弊案

在科举那个时代，像“祖孙父子翰林”这类的科名佳话，以及“顺治丁酉江南科举弊案”等科举弊案，皆是热门的话题，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科名佳话作为一族一家、一乡一地的荣耀，一直被科名佳话主角的后代子孙以及家乡之人永远铭记、时常提及。而科举弊案却很少有人愿意去讲述，然而作弊作案的那些手段却总有一些人在暗地里使用 。

科举弊案所含手段之中呢，“带小抄入场”可以归属个人作案范畴，此乃小伎俩；而那些动作幅度较大，必须合伙去作案的，就有“雇枪手替考”以及“送关节”等等。我今日要从《清稗类钞》进行引述，还要举例，以此来说明“送关节”的相关情形。

依照徐珂所著《清稗类钞》（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记载，考官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考试开始前预先约定特定符号，在正式考试时于试卷中明确标注出来给评判者看，这被称作关节，也叫做关目。无论是规模较小的考试还是大型考试都存在这种情况，在京城最为严重，每当到了科举考试的年份，给考官送关节的人到处都是。有些人可能写上几个无实际意义的字词，比如有的写或也欤，有的写或也哉，有的写或也矣，在诗文下面加一个黑色圆圈给一百两银子，加一个黄色圆圈给一百两金子，书中又举例说明，某一年科举的题目是“子谓子夏曰”全篇内容，有个考生和考官暗中勾结使用关节，让考官在破题之处连续使用四个一字，这个考生的破题是“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等到放榜的时候这个人果然高中榜首等等一系列情况。

游人在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参观匾额。李文宝摄/光明图片

在《清稗类钞》里头，我寻觅到一个详尽具体的事例，光绪癸巳年，殷如璋、周锡恩奉命向南而行展开主试工作，前往浙江，抵达苏州时，船静静地停泊在阊门外边，那时候苏州府的太守是以王可庄为名号的王仁堪，依照惯例前来谒见。交谈期间，突然有一个人带着密函来到，立着等待给予答复的书信。按照功令规定，负责主持考试的人在路途之中，是不可以与亲戚朋友进行通信联系的，目的是防范作弊情形出现。殷如璋拿到了密函，请求王仁堪打开观看，王仁堪看过之后脸色发生骤变，立刻大声呼叫将送信的人拿下。书信之中所讲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贿赂买通考试关节的话语，并且还附带一张一万两的银票，署名的人是周福清，这个周福清即是在浙江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之后被授予知县官职，之后又被革职，通过捐纳的途径成为内阁中书的那个人。殷察觉到事情已经泄露，同样猛拍桌子大为恼怒，要求将递送书信的人严厉追查，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于是周便遭遇灾祸。清光绪癸巳年份是1893年，为了“恭敬庆贺太后六旬大寿”也就是60岁生日，各个省份举办乡试恩科。“奉命前往南方，主持浙江考试”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的进士，递送书信“传递作弊信息”的人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的进士，殷、周两人存在同年的情谊。周福清为子侄5人向殷行贿谋求作弊途径，送去“一万两银票一张”。当时呢，那个启视密函出现“即呼拿下书者”字样了。其中涉及一位苏州知府呢 ，这位苏州知府是王仁堪。王仁堪是福州人呀 ，他是在清光绪三年 （1877） 成为丁丑科状元的 。

清光绪癸巳恩科，浙江乡试，主考为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此场发生弊案，有人撰写对联讽刺这件事，对联内容为：殷礼不足以征取，已然好似两眼昏花双耳失聪，哪里会有凭借文章来执掌评判标准；周人曾有这样的言论，难得遇到恩科恩榜，完全依靠交易来传授诀窍。

顺便说一下，周福清乃是现代有一定知名度之人，是浙江周氏三兄弟，也就是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举与考题

核心是科举考试的考题，在考试之前，在考试之余，老师总会出好多，学生总会做好多模拟考题，模拟考题处在科举的周边，用今人的说法来讲，四书、五经是“题库”，模拟考题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题海”。

清初有名望的士人尤侗，甚至在四书、五经之外，取材于《西厢记》，使用其中张生的一句情意绵绵的话语，以八股文的形式创作了一篇名为《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文章。他所操练的，抑或是显摆的，是进行制义也就是八股文写作的能力，然而却竟然获得了康熙帝的赞赏 。

邓云乡所著《清代八股文》，那是在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的，依据林则徐日记所报告的为，林则徐在当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依旧需要按时去举行模拟考试”，“要练习去作八股文”，“还要练习作试帖诗”，“随时都在为各种考试做准备”，在课余时间会以文会友，而文会所做的同样是制义试帖，像制义有《性相近也二句》，还有《居之无倦二句》，试帖诗有《仁义为巢》得巢字，像是《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以及《辟宇启论》得才字，此出自《晋书·陆云传》，再有《騑马辍解》得春字，这是来自《后汉书·章帝诏》，还有《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此为杜牧之诗；又依据周作人日记所表述的是，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早年做过制义，有《义然后取》，还有《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再有《左右皆曰贤》以及《人告之以过则喜》，试帖诗有《百花生日》得花字，像《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还有《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以及《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清代科举制义考题的命题范围主要涵盖《论语》《孟子》《大学》以及《中庸》（也就是俗称的四子书或者四书），试帖诗考题的命题范围包含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题范围内的模拟考题，有的可能成为现实使用考题，有的是以往年份或者其他地区的考题。台岛进士郑用锡所著《述谷堂制艺》收录了其制艺作品47篇、试帖诗248首。其中，有《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 。那《（至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乃是郑用锡“取进入学”也就是参加童生试（俗称考秀才）时的墨卷，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他那次“戊寅乡墨”，即1818年参加乡试（俗称考举人）的墨卷，至于《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此为他的“癸未会墨”，也就是1823年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艺》之中，作者所做过的考题，以及模拟考题，能够成为其他备考者的模拟考题 。

上述林则徐、周树人以及周作人曾做过的模拟考题，还有郑用锡做过的考题以及模拟考题，的确具备智力测验的性质。卢前（卢冀野）所著《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出版）提及，“八股文（一称作四书文）乃是代圣贤立言”，“由于题目存在差异，其格局也就随之变化且愈发多样”。该书中列举了从单句题像《过则勿惮改》这类，再到截搭题像《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这类，“所列举出的四十种，文格依旧未能囊括完尽”。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讲，林则徐会课诗题源自《元史》《宋史》，这相对比较偏僻，所以参加乡、会试的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得读一些，同时还提到了用韵（特别是“窄韵”）的困难。应当讲，科举考试的出题者以及从考试中胜出的人，从总体上来评判，具备相当高的学识与智力，当然，也存在部分学识和智力颇高的人，并未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在1996年的时候，我于《厦门大学学报》之上阅读了刘海峰教授所撰写的《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内心对他的论点以及论述深感信服。科举考试具备智力测验的性质，并且八股文与试帖诗同样拥有特定的测验功用，这话确实不假啊，真是这样的言论啊。

科举与歌仔册

那日，我怀揣科举史深度粉丝和闽台歌仔册狂热拥趸的双重身份，满心钦慕刘海峰、郭培贵、毛晓阳等教授和这几块神秘学术领域，于今年1月5日，兴致勃勃地奔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由黄仕忠 、潘培忠主持导览的“闽台歌仔册研究工作坊“。其间，我意外获赠潘编校黄审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初编稿》。翻阅间得见——此册竟荟萃了不少关乎科考试事百态的歌者唱本，刹那间，我心里头那股子对科举和闽台歌仔册的痴迷劲儿，“轰”地一下就被点燃了，整个人都跟着“嗨”了起来 。

我要开始讲述源自《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其为《闽台歌仔册全集》本，以下简称为《全集》本）的故事，刘永家境贫寒，娶了名为金姑的女子为妻，金姑的兄长金昌拥有“百万家财好田庄”，然而这些都被金姑的嫂子牢牢把持着，刘永打算前往京城参加考试，却苦于没有路费，金姑向兄长家借钱，却遭到嫂子恶语相向地拒绝，金昌私下拿出钱来帮助刘永，刘永这才得以前往京城，金姑也跟随而去，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劫匪，夫妻二人就此失散，金姑独自一人回到家乡，暂时栖息在兄长家中，却遭受嫂子的虐待，被迫去放羊，刘永考中了状元，“天子门生出头天”，夫妻二人最终也得以重逢 。金姑不把之前的嫌隙放在心上 ，而为嫂子去说情 ，使得全家都充满喜悦快乐 。在这个有关故事的科举情节当中 ，去参加考试是事情的起因以及起点 ，考中了便是事情转机以及结局 。这好像是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那种 “母题 ” ，《全集》版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特别最新吕蒙正彩楼配全歌》也存在这样的科举情节 ，也有这一 “母题 ” ；刘永有着乡土社会成员原本的身份 ，其他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主角像陈世美 、吕蒙正也是如此 。这是值得讲述一下的话题 。

自往昔，闽台歌仔册之创作者、说唱者，有些时候呈现出创作者即说唱者，说唱者亦为创作者之状况，其读者、听众，部分读者乃半文盲，部分听众系文盲，大体而言皆为乡土社会之成员。就科举与歌仔册之角度观之，我们能够径直知晓，并非借由文人作品间接知晓天家兄弟七人行，科举与乡土社会之关联。由《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等歌仔册，我们能够察见，乡土社会成员存在借科举改变自身生存状态之可能与意愿，此为科举与乡土社会关系之主要层面。除此以外，歌仔册所关联的科举的某些细微之处能够表明，科举于乡土社会而言是在生活里边常见的事物，乡土社会的成员对于科举是颇为熟知的。比如说，《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当中的刘永、《陈世美不认前妻》当中的陈世美，皆是没有经过地方考试就直接前往京城参加考试的。另外还有歌仔册像《最新玉堂春三会审歌》（《全集》本）就明确唱道：“趁着这个乡试的好时期，期望能够金榜题名的时候。中了举人之后去参加会试”。前往京城参加考试的人没有经过地方考试与必须经过地方考试，这两种说法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同时存在并不冲突。这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成员也都清楚，宋代科举的科名以及考试仅仅存在进士和进士科，这跟后来明、清时期，科名划分成秀才、举人、进士三种，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三级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十五年之前，我撰写过《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还写过《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此作收录于汪毅夫的《闽台缘与闽南风》，系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由此深知访求歌仔册存在多大的艰辛，也明白校勘歌仔册是何等的繁难。如今有了《闽台歌仔册全集》，使得我们拥有了收罗相对较为齐全的闽台歌仔册，并且有了校注相当精审的由《闽台歌仔册全集》本而成的成果，在此要感谢黄仕忠、潘培忠教授那辛勤且出色的工作。

科举与占卜

在台岛，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其有《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这一报告，该报告刊载于《竹堑文献》第4期，时间是1997年10月，报告中提及，台岛有进士郑用锡，他在自己所写的《感悟》诗后，附上了一篇名为《正阳门关圣帝签诗》的文，文中记录了签诗同其一生的关联。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郑用锡参加了癸未科会试后，跟着友人抵达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去“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他所抽到的签诗内容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 。郑用锡讲：”那个时候闱试还没有公布结果，得到这个签，首句有五十功名这样的话语，心中非常失落，怅然若失“。然而，”等到发榜竟然考中了，于是凭借富贵逼人这句话，牵强附会来解释，说这是此科的应验。但是对于五十这句话到底没有个说法“。后来，郑用锡到 了五十岁的年纪，”把奉养双亲当作紧急之事“，告别官职回到故乡乡。在故乡抵抗英夷（也就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亲自率领家丁追捕侵犯台岛的英军）,两次获得朝廷的奖赏；到了七十岁，运送粮食到天津救灾，”得到恩准被授予二品封典“。郑用锡不禁发出感叹，说道，抚今思昔，来例证于（关圣）帝君所展示的内容，这一一竟然颇为相吻合，还说道，京都正阳门关圣帝的签诗，其灵验在天下显著著称。

签诗，哪怕关乎京师以及各地的关庙签，它的那灵验程度，虽不存在必然的情况，然而却的确有着偶然的情形。签诗灵验的那些传说，则是和签诗预先设定的多种可能性存在关联哦。我拿“京师门前关庙签”的 一首签诗来进行说明，这首是这样的，“君今庚甲尚未亨通，且朝江头去作钓翁。玉兔重生应能发迹，万人头上可逞英雄” 。这句话里的 要体现出英文原文的感觉，不能替换成别的词 。

清人金埴所著《不下带编》讲述了关于宁波的两个故事，其一，状元史立斋在杭州参与清顺治甲午科也就是1654年的乡试之后，于万安桥边关帝庙抽取到了此签，当时他心里很是怏怏不乐，觉得这次科举中第已然没有机会了，然而没想到甲午科发榜时却中举了，到了第二年乙未年即1655年更是在科举中一举夺魁，正应了“甲、未亨通”这句话；其二，翰林裘琏在参加顺天府康熙甲午科也就是1714年的乡试之后，在京师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此签，发榜时中举，到了第二年乙未年即1715年参加会试，成为三甲第一名的进士并且被钦点为翰林。这样也就应了那“甲、没顺利通畅”，然而处于那个名字后面的人（也就是三甲第二名）叫江济，这便应了“江的源头”这一说法 。

在《清稗类钞》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状元之位的毕沅，在乾隆庚辰年也就是1670年的时候，在会试之前，于京师正阳门那里的关帝庙求得此签，当时他心里颇为不悦，然而最终竟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及第，原来是因为“君今庚甲”这四个字，已经预示了先机，也就是庚辰科的甲啊。

事实上，签卜科举这件事，其结果不外乎“中”和“不中”这两种情况，“末亨通”存在“尚未亨通”以及“不亨通”这两种说法，能够去应对“中”与“不中”这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它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以及“兔”年也就是“卯”年，还能够在月、日上做文章，像“闰八月”对应“玉兔重生”等；“庚甲”也就是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 ，“甲未亨通”也就是“亨通在甲、未这个时间”是另一种 ，“君今庚甲未亨通”也就是“一第今无份耳”是再一种 。不管处于怎样的情形，签诗大概能够予以应对。签卜大致类似于文字游戏，因沉溺于文字游戏进而相信它，大概能够简单表述为迷信吧。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恳请允许我先来讲一段故事，是那种关于张集馨前往北京，住在会馆里，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在清道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821年的时候，生于江苏扬州的张集馨，当时年仅22岁，在家里的时候，他不被各位伯叔所容纳，承受着因为各位伯叔每日不断找寻猜忌与矛盾的困扰，于是他来到父亲的墓前，落泪并告别说，儿子要远行出去躲避灾祸了，没办法一直守护在松树和湫水旁边了。然后在十月间，他带着一个刚招来的仆人张升，购置了两辆车子进入都城，居住在菜市口，为次年秋天的考试做准备。他在北京所居住的地方，是处于菜市口路北侧的扬州会馆，此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那是其中的联星堂。扬州会馆里面设有和会堂、联星堂以及东西厢房。与他一同居住的人，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略微知晓一些文学知识，学着创作韵语，然而其议论却十分低俗，归根结底是市井中的普通百姓，不值得与之交谈。可是在旅店中无聊之时，听听他那些乡村野谈、琐碎议论，借此来消遣排解无聊的愁绪。张集馨前往北京，乃是“为明年秋战打算”，这里说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乡试，也就是1822年的乡试。张集馨并非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又不是贡生或者监生，那哪会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一条有旁门左道，只需在会馆住下，一门心思集中专注读书就行。没过多久，礼部因为清道光皇帝登基即位，决定增加开设道光二年壬午恩科也就是1822年地会试。到了1822年春天，参加会试的那些举人们全都来到北京了。会馆本来就有既定的规矩，参加会试也就是春闱的人和参加顺天府乡试也就是秋闱的人员应当彼此相互礼让、相互进行腾笼换鸟。张集馨另外寻找居住地方的行动稍微迟缓滞后了一些，“几乎被管理事务的人给驱逐赶出去”。哎，那就暂且忍受胯下之辱，搬到麻线胡同的富顺居住吧。四月，会试揭晓，参加会试之士纷纷散去，又回到会馆，还是住在联星堂，依旧不顾住馆之人的嘈杂，只是闭门读书罢了。没想到，无奈读书声音高，又被会馆后面住着的吴中书廷珠憎恶，我却不管这些。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欢别人读书声高，可自己却整日唱曲，而不担心别人厌恶他。七月时，张集馨前往国子监，缴纳了数目充足的银两，又先后通过考到（类同入学考试那般）、录科（等同于各地生员在乡试前一年进行的科考，合格者方能获取参加乡试的资格）这两次考试，进而取得了国子监给出的推荐文书，由此拥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被称作“捐监”的捷径，属于“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迁移寓所至内城举厂”，之后便是着手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考试完毕，庆幸没有出现差错”。等到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在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年）中位列第137名举人。考取举人之后，“依旧住在会馆”。过了一年，参加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的会试，结果揭晓自己并未考中。对完会试后张集馨考取了景山官学教习，留在京城继续读书。又参加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的会试，再次落第。接着又参加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的会试，考试前又“搬到举厂居住”，因为靠近贡院，最终成为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接受引见，被改任为翰林院庶吉士。

张集馨，曾有过两度进入福建的经历，先后担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属于曾在福建任职的那些官员一员。张集馨有着自叙年谱流传于世，这部年谱仿佛就像是一部年谱体的类似《官场现形记》或者《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那样的作品。在1981年11月份的时候，这部年谱经由中华书局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作为书名出版。上面记载的这些故事，则是引述取自这本书籍。

从张集馨的事儿能看出，在北京扬州会馆里，张集馨的身份先是江苏扬州生员，接着是国子监监生（例监），然后是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里考出来的举人。说到会馆的“试馆”功能，进入扬州会馆去应试的学子包含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啦，会馆常常是具备多种功能的。除了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住进扬州会馆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带有显著的籍贯色彩，存在诸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彼此相互礼让这般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定规，会馆有着其独有的会馆文化，乡试也就是俗称的考举人，它属于省级科举考试，其由各省来举办，会录取本省的举人，顺天府是清初被确定的乡试单位其中之一，各省的贡生、监生经过国子监考试、推荐之后，能够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也能够从顺天府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来自各省乡试以及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岛首位进士陈梦球，是于顺天府乡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举人，嗣后又在会试里胜出而成进士的。顺天府乡试的考试地点为北京贡院，会试的考试地点亦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在鲁迅翁所写的被称作小说名篇的《阿Q正传》当中，目不识丁的阿Q居住于“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然而他却见过这样的情形，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他也知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以及“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样的道理，还听闻了“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这些消息，他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而且他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朝嘉靖二十四载（公元1545年份）被镌刻于石碑之上的泉州《青阳乡约记》当中讲道：“那乡村拥有约定，乃是古老之事。而约正这个名号，责任较为重大地压在士人之列身上，是从我们的郡守方南王公开始的”。乡约这一制度，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乡约跟乡规民约存在关联，然而并非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得到官方认可的，由乡民自愿遭受约定、自我约定、相互约定构成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选年龄较大且具有贤德之名的人作为约正（又被称作约首、总理等等），“为普通百姓平定户口婚姻、田地田土、争斗殴打、赌博盗窃所有一切小的事情”，“不仅仅果断判定是非，还用以劝勉民众去做善事”。在闽南的乡土社会里，从明代嘉靖年间、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开始，在其担任泉州太守之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发生了改变，之后由“士类”也就是有科举功名的人来担任。根据《青阳乡约记》的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龄还没有到三十就连续在科举中取得优异成绩”，“他担任约正的时候”，年龄仅仅三十多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的进士，属于“士类”也就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南安《乡约社学记》是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勒石，而且它还讲，南安各乡地方的乡约呢，是“挑选乡里那些在学校里优秀且有文化的读书人，让他们去承担相关的事务”，就好像“在邑中的二十二都那个叫霞美乡的地方，有个读书人很优秀且有文化名叫陈生育俊”，他承担了乡约的事务。因为“士类”当中或许存在并非“年高”的人，就像庄用宾那样，所以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时候，李光地专门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跟他的安溪同乡们约定：“合约正式执行的时候，在族里辈分虽然是卑幼的，然而既然执掌了乡里的政务，那么就必须主持公道。”。从那以后乡邻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存在没有告知官府而向本乡进行投诉的情况，除去尊长给予和约正进行调停的状况，那就是依据公正讯访核实，回复尊长且进行劝诫惩罚这种。其余年纪轻轻没有经历过事情的人，即便身份被分为叔行这一类，也不可以役使约正如同对待奴隶一样，约正也不可以承接他们的意图指示，颠倒原有的是非，以此来破坏民间风俗”。李光地他自己也是“士类”，回到家乡居住的那段时期也主持乡约相关事务比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岛那里，日本人在占据台湾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发现，拥有科举功名的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备相当的势力”。

科举制度给闽南乡土社会造成的影响，于闽南民俗、民谚以及民间文学作品当中也有留存，比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这种节庆习俗，乃是对科举之途获取功名的模仿，其中饼分为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以及状元，它们分别对应着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也就是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也就是一甲第2名进士以及状元——也就是一甲第1名进士 。中秋博饼所要获取的乃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在《台岛府志》当中记载，具体内容为 ，“那样的长夜时刻，众多士子会依次进行宴饮以及赏月等各种各类活动，还要专门制作特别大的月饼，把这种月饼命名为中秋饼，并且要用红色进行书写元字这般的特殊标识，通过掷骰子出现四红这个几率而后去夺得它，其目的就是要获取能象征秋闱得元这一兆头” 。实际上呢 ，不仅仅只是读书人和读书的家庭 ，其他的人员以及其他的家庭同样格外热衷于参与博饼这一项活动 ，进而能获取“秋闱夺元之兆” ，这是由于古代的人们觉得科举这个制度是具备开放性以及公平层面特性的 ，对于像乡土社会当中各个不同情况的成员而言同样也是开放且公平如此那样的情况 。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这是说用作字画送人乃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它可喻指君子之交，也能体现世态炎凉，“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其中秀才不会失去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举人有可能是官员或者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因为举人社会地位高且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针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举行两次，考后，一、二、三等会有奖赏，四等以下会有惩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意思是入京中进士便能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表明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就会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是说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这是当地的荣耀，这些民谚的内涵和背景都与科举制度有关系。

就闽南民间文学作品方面，且容我以《畅所欲言》作为例子。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以闽南“俗语缀成”的，闽南“老妪都解”十分独特的书籍，收录文章21种，写作时间从1897年跨度到1907年，曾经在泉、厦、漳、台流传过。《畅所欲言》反复提及科举制度，特别是科举取消后的社会状况，像“有穷书生往昔靠抄书维持生计，赚得三百二百，便有乌米白米吃，如今没了小考场，没人请抄小书”，“自从停了科、岁，便没了教书的，也无需用功”，“没有考核，又没有地方赚钱糊口，相当枯燥乏味”，“科举一废除，书房内的人改去谋求其他生计，有的去学命卜，有的去学山医，各自走各自的路”等等。下笔诙谐有趣，是极为精彩的关于“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的讲义。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4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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